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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

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到音乐舞蹈学院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民族艺术研究》2017年第2期发表系列专题文章《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基于后一种学术目的,本专题主持人杨民康先生通过长期、持续的观察和研究,曾经提出了在云南与周边傣仂亚佛教音乐文化圈内包含了地域性、区域性、整体性三个基本的文化演生层次的观点,云南与周边南传佛教文化圈便主要涉及其中的第二层——区域性文化层次。而在与人为宗教相关的其他民间信仰因素上,诸如中国北方民族与东北亚各国诸多民族共有的萨满音乐文化以及在大部分东南亚地区传入时间早于佛教的印度教文化,如今显然已超脱出一般的宗教文化及其认同层面,作为一种较纯粹的、隐性的世俗和民间文化认同因素。

11月23日,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到音乐舞蹈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并作题为《从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到学科方法论跨界研究》的学术讲座。此次学术讲座,杨民康教授以“柬埔寨吴哥窟石雕壁画中的乐舞图像研究”为引,通过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一系列资料,向学生们展示了柬埔寨最具代表性的乐舞,以此开拓学生们的视野,丰富其人文修养。

研究;音乐文化;佛教;文化圈;跨界族群;认同;宗教文化;族群音乐;传统音乐;传播

讲座结束后,杨民康教授还与音乐舞蹈学院教师们进行了一场“从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到学科方法论跨界研究——兼涉中国民族音乐学从对象学科向思维学科转型的几点思考”的学术交流活动。

《民族艺术研究》2017年第2期发表系列专题文章《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专题目录如下:

1.西南丝路乐舞中的“印度化”底痕与传播轨迹——兼论云南与周边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的传播历史与文化脉络/杨民康

2.声音的边界——跨文化语境下的呼麦及其文化属性/哈斯巴特尔

3.“跨界”双重城镇化背景中的朝鲜族传统音乐——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盘索里”的传承与表演为例/宁颖

4.全球语境下的“仂”族群——泰国和老挝傣仂共同体的比较研究/保罗 T. 科恩

本专题主持人杨民康在文中指出,在目前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界,“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主要是指聚焦于内陆边界——国境线两侧族群音乐文化关系的跨地域比较研究。从整体层面上看,它作为以往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拓展和延伸,其外延分别涉及中国汉族传统音乐及世界民族音乐两个外部因素或学术范畴。而从国内研究的角度看,它恰当地弥补了以往我们往往是依据一种“中心与边缘”“中原与边疆”的“少数民族”的传统研究范式和学术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多民族音乐文化,而缺乏一种对于本土族群及其文化给予更多尊重和理解的不足之处,更强调某种立足于“文化本位”的态度、眼光和视角。基于后一种学术目的,本专题主持人杨民康先生通过长期、持续的观察和研究,曾经提出了在云南与周边傣仂亚佛教音乐文化圈内包含了地域性、区域性、整体性三个基本的文化演生层次的观点,云南与周边南传佛教文化圈便主要涉及其中的第二层——区域性文化层次。

从文化认同的角度看,以往在云南与周边南传佛教文化圈内外关系脉络中,跨界族群与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三大宗教文化圈相互交织,族群认同一向是圈内外诸族群所奉行的重要的文化认同因素。如今,居于底层的族群认同已经让位于其他文化认同因素,区域认同、政治认同在其中既占据了显要的位置,同时也呈现出断裂、碎片的态势。比之而言,在相对显性的文化层面上,以南传佛教为代表的宗教认同一直是不同跨界宗教文化圈内较具整合性和稳定性的要素之一,起到维系圈内不同地区、族群之间文化交往及情感和谐关系的重要的纽带作用。

从中国各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看,上述三个文化演生层次的划分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共性或普遍适应性特点。而从前期的相关研究看,我们较多关注到上述三个基本层次中的第二个层次,尤其是对于南方和北方地区跨界族群文化中的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化所起到的传播、交融作用给予了较大的重视和考察研究。但对于其他第一和第三个层面的研究相对较薄弱。另外,对于人为宗教传播过程中,由于这类宗教文化自身存在着丰富性、包容性和融合性,而掺杂、裹携进来的许多潜层的民间信仰文化要素,以及同这些文化要素直接相关的音乐舞蹈产品关注得不够,从而在研究的全面性和完整性上存在着明显的疏失。比如说,在跨界音乐文化研究的原生层面上,中国蒙古族与外蒙古蒙古人共有的长调、呼麦,中、韩、朝三国朝鲜族共有的“长短”“盘索里”以及新疆维吾尔族与中亚及阿拉伯国家许多民族共有的“木卡姆”等在长期历史发展的基础上,都因为新的“政治边界”的区隔,而在当代数十年间发生了很不一样的、令人难以忽视的文化变异现象。在过去政治边界封闭时,边境两侧族群的音乐文化有可能沿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而政治边界一旦开放,传统音乐的跨界互相交流便又重新开始。然而,根据整体文化语境存在差异大小,边界两侧音乐文化的差别也会随之而有不同程度的起伏变化和互动交流。这些都是我们首先应该予以持续关注和研究的重要对象。

而在与人为宗教相关的其他民间信仰因素上,诸如中国北方民族与东北亚各国诸多民族共有的萨满音乐文化以及在大部分东南亚地区传入时间早于佛教的印度教文化,如今显然已超脱出一般的宗教文化及其认同层面,作为一种较纯粹的、隐性的世俗和民间文化认同因素,广泛留存分布于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不同的宗教文化圈底层,为那些含有较明显的族群、宗教及社会文化差异的人们提供了某些共同的、久远而弥新的文化话题和情感基因。

本期刊发的四篇文章里,可以发现作者们在彼此的课题方向上存在着诸多同前述新的学术增长点相关的共同的文化思考和研究倾向。其中,论文《西南丝路乐舞中的“印度化”底痕与传播轨迹——兼论云南与周边佛教音乐文化圈的传播历史与文化脉络》,采取一种不同于以往较多关注民间信仰和佛教文化结合传播的角度,关注了印度教文化在与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人为宗教文化和谐共处的同时,又对后者产生了怎样潜在和深入的思想和社会文化影响的;在《声音的边界——跨文化语境下的呼麦及其文化属性》一文中,作者对于这个传统音乐跨文化、族群、阶层分布的特点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考察、分析,这类研究中出现的一些新的思想观念,或将对于以往人们面对中外蒙古跨界音乐文化的旧有思路形成新的挑战;《“跨界”双重城镇化背景中的朝鲜族传统音乐——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盘索里”的传承与表演为例》一文里,通过对朝鲜民族的传统“盘索里”于古代城镇化时期在韩国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当代城镇化时期传入中国朝鲜族地区的新情况进行了考察和比较,对于这类普遍存在于亚洲各国的音乐文化现象进行了颇有意义和说服力的个案研究;最后一篇是保罗?科恩的英文论文《全球语境下的“仂”族群——泰国和老挝傣仂共同体的比较研究》,该文除了对“仂”族群的分布和扩散做了介绍和分析之外,还多处描述了包含祭勐神、寨神和神灵附体等行为在内的传统祭祀内容、过程以及民间歌手章哈的演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希望通过这样一组由中国民族音乐学教学团队集体开展的研究案例,能够真实地凸显出如今中国跨界族群音乐理论研究及教学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的问题意识,以及正在发生的、对未来的学术方向带有启示意义的内容及方法论上的各种变化和趋向,以利于现今该学科在中国学术土壤中的健康发展。

原文标题:《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

原文出处: 《民族艺术研究》 2017年2期

(中国社会科学网 胡子轩/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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